論文摘要
藉由法律,邁向性別正義之路:
台灣後威權時代的女性主義實踐與親屬法改革


「親屬法的改革」,藉由民間的力量,透過法律的途徑,因而改變了法律的規定以及司法的判決,也促成了人們對婦女議題以及「性別正義」的進一步認知與發展。
然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以及評估這樣的發展,在這些發展背後,其影響力是否真能達到「兩性平等」的目標?
本文將針對立法改變、司法改變、運動促進、以及女性生活等各種不同的場域,探討「親屬法改革」對於「性別正義」的各種不同影響,並將之放在台灣後威權時代國家社會關係的變遷之下,進行考察。本文企圖以另一種觀點,重新檢視親屬法改革的影響,強調親屬法改革對婦運來說,無疑是一種「女性主義法律策略 (feminist legal strategy)」,而其目的便是在「擴展女性政治空間 expanding political space for women」。
但是,對婦運來說,有許多問題必須進一步釐清:法律是否能夠完整地呈現女性經驗?法律是否能夠改進婦女生活?法律是否能夠幫助進展女性主義政治實踐?本文選擇以女性主義論述分析 (feminist discourse analysis) 為基礎,發展對所研究對象的理論假設:女性主義法律策略已經成功地擴展女性的政治空間,但是同時也建構了女性法律主體以及女性經驗。而這樣的建構同時也型塑且限制了人們對於社會結構以及改變可能性的想像,同時抑制 (disempower) 了其他對於女性經驗以及改變可能性的思考,使其在這樣的政治空間之內無法生根發展。
本文因而在五、六、七章分別論述了三個女性的政治空間:在婦運上認知壓迫與反抗的政治空間、在司法判決中理性法律語言的政治空間、以及在立法討論上抽象平等之確立的政治空間,分別論述其對女性政治空間進展以及限制發展的各個層面。本文在結論部分試圖提出一個「性別化的取向 (gendering approach)」,作為一個女性主義法律理論與行動 (feminist legal theorizing and activism) 的策略。這樣的策略不只將法律當成是一種規則,更是一種論述的實踐 (discursive practice),具有某種社會效果 (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因此,女性主義法律策略應該要與更廣大的政治行動結合起來看,將每個法律策略當成是相應於當時社會脈絡之下的一個「建構」,這樣的建構會產生一定的社會效果,在此社會效果之下,因而發展出另一個法律策略的建構,在不斷的建構之下,可望趨向于以法律改進婦女生活以及促進女性主義解放政治的目的。
 
第一章 前言
緣起
對婦運來說,法律一直都是一個重要的場域,台灣婦運自也不能例外。自從一九八0年代之後,台灣婦運就不斷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著力於法律改革,以求取改善婦女地位以及進展婦運的目標,其中親屬法的改革獲致成就。婦女團體透過具體法律案件的援助了解親屬法對女性的不公之處,進而組織起來研擬法案的修正,並嘗試說服社會大眾以及立法委員,在這過程中激起社會對於性別議題的討論與反省。婦女團體所主導的法律改革之所以可以在社會上發酵,實應歸功於後解嚴時代國家社會關係的轉變,擴大了政治參與的機會,這使得婦女團體得以一方面某種程度參與國家決策,另一方面擴展其公民社會的特質。而女性主義法律策略反映了這樣的社會脈絡,同時也促進了這樣的發展。
然而,女性主義法律策略現在面臨了多方的挑戰。在實踐的層次上,婦女運動作為認同政治的一環,勢必受到其他認同政治的挑戰,因為不同的社會位置,產生一些內在的矛盾。例如性工作者、同性戀運動、外籍女傭以及外籍新娘等等議題,在內部有著不同程度的激辯與討論,很多時候都顯露出法律改革進程,無法反應這些不同社會位置的聲音與需求。就算是沒有均質化「女性經驗」的問題,婦女團體也面臨了如何將女性經驗反映在法律當中,以及如何基此研究出相應的法律規定的難題。就算是在種種矛盾之下擬出一個法案,也必須與司法及立法等不同政治勢力相衝撞,甚至在整個父權意識型態之下遭遇挫折。甚至有人質疑這樣一套法律改革,究竟對於一般婦女生活能夠產生怎麼樣的影響及意義。基於上述的情況,本文以為有必要對於女性主義法律策略的親屬法改革做一個全面性的評估,探索法律改革對於反應女性經驗、改進婦女生活以及促進性別政治的意涵。
另一方面,在學術的層次上,學院內部依然陌生于英美學術界已然發展了二十年的女性主義法學以及法律社會學的研究,對於台灣婦運與法律緊密結合的關係,亦缺乏深入的探索,彷彿這一切與法律的本質無關似的;即便是女性主義的學者,亦很少在理論的層次上論述女性主義法律策略的各種意涵。本文希望能夠補足這方面的缺憾。
在英語的文獻中,甚多著墨于法律在改進婦女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關於女權的政治性 (the politics of women’s rights) 的討論中,支持與反對女權的討論都大有人在;在這些研究中,有些將女權的研究放在特定的時空政治脈絡中去討論其效力,但是卻極少數是座落於從威權到民主的過程之中。另一方面,在女性主義法學的分析上,研究者傾向專注於女權的實踐層面,探究其是否真正有利於女性,比較少注意到法律本身與父權體制的維持與反抗之間的關聯性。再者,在許多非西方國家,女性主義的法律策略常常被放在國族主義的架構之下被討論,論述女性掙扎於傳統與現代的矛盾衝突,雖然某些有觸及婦運與國家及公民社會的關聯性,但卻缺乏有系統的研究,也沒有對於法律行動的具體分析。本文試圖補足上述的缺憾,不但將親屬法改革放在後威權的政治社會脈絡之中觀察,深究其社會意涵,更試圖將這樣的意涵與父權體制的內涵結合起來觀察,以發展出一套理解台灣親屬法改革的想法,並指出未來女性主義法律策略的發展可能性。
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與命題
為了反省上述實踐上的難題以及補足學術上發展的缺憾,本文的基本問題意識如下:在什麼情況與程度之下,女性主義法律策略在台灣能夠擴展女性的政治空間?為什麼女性主義法律策略會有這樣的呈現?如何能夠使其更有效?女性在與親屬法改革的交會上面臨什麼樣的狀況?在什麼法律脈絡之下,女性可從事集體抗爭、定義兩性平等以及求取自我認同?
為了回答上述的問題,資料的蒐集包括對台灣政治社會變遷的論述以及婦女運動的發展,作為背景資料的了解,以便了解女性主義法律策略以及女性政治空間擴展的各項內涵。從上述的了解中,繼而擬定蒐集親屬法改革的相關論述,包括婦運的論述、司法解釋判決以及立法院的討論,而這三個領域正是父權、性別政治以及女性激烈交鋒的三個場域。除此之外,並設計深入訪談女性,以便了解其對於兩性平等、法律改革以及抗爭與改變可能性的看法,以便與相關法律論述中的呈現互相對照,增加研究的可信度。
在經過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之後,本文大膽的作出如下的命題假設:婦女運動所發動的女性主義法律策略已經有效地為所有女性擴展了政治空間。然而,相關的法學論述本身同時也建構了女性法律主體與女性經驗。這造成了女性主義法律策略型塑也限制了關於社會結構以及改變可能性的集體思考,也使得對於女性經驗的其他理解,在政治空間中無法成長茁壯。
章節安排
第二章從理論的層次,導引出上述命題假設的理論脈絡,包括所牽涉的理論、其彼此間的關聯性、並根據與台灣案例的切合度,發展出一套分析的角度。第三章與第四章為背景解釋的章節。第三章具體解釋政治空間在台灣的意涵,並充分論證本文資料蒐集的範圍;第四章具體解釋女性主義法律策略的意涵,並充分論證本文理論選擇的原因。第五章到第七章基於文獻資料,分別在婦女運動論述、司法解釋判決以及立法討論三個場域,具體呈現本文假設命題的內涵。第八章呈現深度訪談的內容,從基層婦女的角度,間接呈現本文假設命題的內涵。第九章為結論,除了對本文宗旨做進一步的闡釋之外,也對女性主義法律策略,提出進一步的想法。
第二章 法律的建構、實踐與權力: 社會脈絡之中的女性主義法律分析
關於親屬法的改革,如果把它看成是女性主義法律策略擴展女性政治空間的現象,可以有三個基本的特徵,在理論層次上分別衍生出三個基本的理論問題。
第一,在台灣,婦運透過累積與思考女性在親屬法的經驗,發展出一套質疑法律公正性以及父權社會的看法。換句話說,婦運質疑法律無法充分表達女性經驗,並由此發展成一個修法運動;然而,這引發一個理論性的問題,法律能夠充分表達女性經驗嗎?或者說女性經驗有可能在法律中被完整地呈現嗎?關於這個問題,本文試圖追溯英美女性主義法學的論述,發現法律無法正確而適當地反應女性聲音、日常實踐與經驗,一直是一個各方激辯的問題。爭辯的重點在於,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以及要如何改變。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看法,本文除了分別闡述不同理論 (liberal feminism, O’Donovan, MacKinnon, Irigaray) 的看法之外,更進一步從後設的角度,指出其備受批評之處,也就是談到「女性經驗」時所必須面臨的關於「本質性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essentialism)」:到底有沒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女性經驗」?面對這樣的難題,本文試圖建議轉移論述的重點,從「要如何在法律中加入女性經驗」的問題,轉移到「法律如何建構主體」的問題,唯有了解到法律主體的本質問題之後,才有可能理解女性經驗如何能在法律中呈現。因此本文介紹了關於法律主體以及女性法律主體的論述,並主張將女性經驗在法律中的呈現視為一個「建構」。唯有區分「女性法律主體 (legal subject Woman)」以及「女性 (women)」,才能更有效地思考作為一種「建構」的女性法律主體,在什麼情況之下可以獲致倫理上以及政治上的進展。事實上,這樣的區分已普遍出現在近幾年的女性主義法學論著上,本文分別對Conaghan, Naffine, Lacey等人的論著做了一些討論。
第二,在台灣,由婦運草擬以及倡導的親屬法改革,其實蘊含了一個改善婦女生活的政治性意圖,而關於女權是否能改善婦女生活,一直存在著理論上的爭議。本文分別介紹了正面與反面的意見,並且循著這樣的爭議,延伸到一個核心的問題:女性主義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近幾年來的英美論著,普遍認為隨著女性主義學術發展的越趨成熟,已經離女性主義政治越來越遠,二者分別有不同的有效性範疇與內在邏輯。但是台灣面臨的情況是女性主義政治與女性主義學術發展一直有一個緊密的關係,在這個理論與實踐斷裂的情況之下,本文主張將法律當成是一個「性別化的實踐」(law as a gendering practice),也就是說女權不是單一的絕對有利或不利於改善婦女生活,而可能是一個「趨向於有利」的過程,因為即便法律本身也是一個複製「性別關係」的產物,法律本身就是一個重塑「性別關係」的契機與過程。本文因此介紹了Smart, Naffine and Owens, Chun and Lacombe以及Dossa等人的理論,將法律當成是一個論述 (discourse),其主體是在權力關係之下的產物,但是同時也蘊含了顛覆權力關係的可能性。因此,Smart所主張的法律論述的女性主體 (Woman of legal discourse)、Naffine and Owen所主張的法律主體的性別化 (sexing the subject of law)、Chun and Lacombe所主張的法律主體的建構是一個霸權化的過程(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ubject is a hegemonic process),以及Dossa進一步認為這同時是主體重新商榷與建構其社會關係與自我認同 (negotiating its social relations and its new identity)的機會,這些都成為本文理論建構的來源。
第三,在台灣,親屬法改革可以視為是婦女運動理解與型塑改變可能性的一個管道與過程,因此,檢視親屬法改革在性別政治上的關係,便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情。在這裡會牽涉到兩個重要的概念:第一,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變遷 (social transformation)的工具,其在台灣所具有的意義,第二,法律作為一種婦女政治參與的形式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women),其在台灣所具有的意義。本文因此論述了這兩方面英文文獻中的理論發展,並試圖找出對台灣社會脈絡有意義的部分,加以詳述。在第一點上,本文參酌後殖民國家法律與發展的論述,檢討法律在政治與國家重構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論及性別議題上的最新發展,也就是對自由主義法理的批判以及法律多元主義的討論;這些討論在法律的領域當中,將理論與行動緊密結合起來觀照,促使「研究」本身與行動產生關聯,因而賦予法律改變社會現狀的積極意義。在第二點上,關於後殖民國家政治社會變遷的性別觀點,著重在「婦女」的意義如何在國家轉型的過程中被重構,並主張,「婦女」的意義在這樣的脈絡下成為一個各方角力的場域;此外,在國家發展的過程當中,婦女運動的推展或國家婦女政策的推行,常常會對不同的階層產生不同的影響,而什麼樣的政策會獲得合法性的地位,也往往會與其社會位置具有關聯性。本文總結這樣的討論,發展出對女性主義政治與法律關聯性的看法:簡言之,來回於結構與行動中介的不斷溝通與建構的過程。
第三章 後威權時代變遷中的國家社會關係
本章主要的目的在於探究解嚴後的國家社會關係,以便進一步探問在什麼樣的社會脈絡之下,婦女運動能夠發展出女性主義法律策略,而親屬法改革能夠在社會運動、國家立法與司法等各個層次獲致效果。本章因而致力於討論解嚴之後,國家社會關係的變動,從一個威權國家,漸漸走向民主的過程:與其說是民間力量的形成,達到足以抗衡威權國家的過程,倒不如說是國家逐漸開放出一些政治空間,增加社會新菁英得以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與可能性。本文因而致力於探討「女性政治空間」,此一概念在台灣後解嚴時代的意義。
而一般對於台灣民主化的討論,多半集中在立委全面改選、大法官會議解釋與憲政體制的變遷、以及社會運動的興起。執是之故,在研究親屬法改革的過程中,本文在文獻資料的來源上,集中在上述三個場域:亦即婦女運動的論述、司法相關解釋判決以及立法院公報的議事記錄。希冀分析國家社會變動過程中,詳述女性政治空間的形成背景與特徵;因而進一步了解公共論述形成的過程、菁英團體介入權力機構的過程,以及女性利益形成的過程。
第四章 女性主義法律策略在台灣
本章試圖探討「女性主義法律策略」在台灣的意涵。第一節描述了女性社會生活與角色的變遷,這提供了婦運在後解嚴時代風起雲湧的社會背景。第二節簡述台灣婦女運動的歷史,著重在運動本身性質的變遷,從政治抗爭的附屬地位、威權國家的動員對象、少數人女性主義的發聲,一直到解嚴之後婦運的量變與質變,成為公共論述中有力的社會群體。第三節進一步論述女性主義質變量變的主要場域---法律改革的架構:包括拓展政治空間被壓縮在特定的範圍、型塑性別議題的政治性之困難、以及法律作為一種策略區別於終極目標等等。第四節論證在法律改革的架構之下,女性主義法律策略除了法律的改變之外,更多是在於「意識提升」的工作。而意識提升的工作必須與更廣大的文化抗爭相連起來看,也就是女性主義意圖在「女性」意涵的較勁:將「女性」看成是外在於家庭的自主個體、將「性別體系」當成是一組壓迫的體系、以及現代新女性的自我轉化的工作。而女性主義的法律策略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脈絡之下醞釀、產生與發酵。
基於女性主義法律改革主要的抗爭場域是一種「意識的提升」與「意義的抗爭」,本文在分析資料時,選擇採用女性主義法學中的「女性主義論述分析 (feminist discourse analysis)」的方式,探討親屬法改革在性別政治上正面與負面的意涵。
第五章 壓迫與反抗的認知:親屬法改革運動
親屬法改革一般被認為是婦女運動運用策略,影響國家立法與政策的成功典範。然而,這樣的成功,對婦女運動以及其所致力於的性別政治又具有何種效應呢?
本章在以下四個領域蒐集相關資料:討論法律應如何修改的法學論述、有關女性議題的公共論壇之建構、婦女運動的發展以及性別政治的理論與實踐,分析親屬法改革過程中所造成的社會效果(social consequences of law)。企圖藉由這四個領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指出親屬法改革運動的正面以及負面的社會效果。
法律改革除了改變法律結構之外,還創造了一連串的法律論述,賦予女性更多表達意見、反映經驗以及傳播理念的政治空間。詳言之,在法律的領域當中,親屬法改革運動訴求爭取女性「完全的法律能力 (claiming for women’s full legal capacity)」,抗爭親屬法中諸多規定歧視女性的部分,清楚地點出女性在法律前的處境;在公共論述女性議題領域上,親屬法改革運動開啟了一個有關性別議題的論述場域,藉由法律改革的議題,不同的立場得以從其觀點提出看法,彼此互相激盪(creating a discursive terrain);在婦女運動的領域中,親屬法改革提供了一種運動的形式,藉由種子的培訓以及巡迴演說等等活動,得以接收以及傳達不同的女人的故事,達到擴張運動的效果(enduring a dialectical process);在性別政治的場域,親屬法改革運動得以在女權的訴求中,型塑女性利益的意涵,強調女性獨立自主的思想,並且獲得法律與國家合法性的認同(formulating women’s interest)。
在此政治空間,逐漸形成女性壓迫事實與反抗可能性的認知,無異於建構了一種包含事實之理解以及價值之選擇的體系。不論是「完全的法律能力」、主流的性別議題、女性受害者形象的傳佈或者女權的政治思想,在在都與自由主義民主法治的台灣發展脈絡息息相關。「完全的法律能力」所追求的是女性與男性相同的法律人格,無疑是認同個體優先於群體的自由主義思想;主流的性別議題之論述普遍集中在論述「女性」作為一個整體,其在法律之前的不公地位,而沒有社會脈絡中不同階級不同種族的細緻討論;女性受害者的形象固然一方面為了得到支持,卻也墮入了將女性處境單一化的危險與迷思;至於女權的政治思想,似乎變成女性主義政治惟一而且絕對的解放道路,權利的剝奪與賦予成為人們認知女性壓迫與解放的來源。上述的發展與分析,實與台灣解嚴之後,民主政治的開展息息相關,「自由」、「人權」以及「自主」的觀念,得以獲得充分的開展,不但在國家變遷的過程中佔有主導的地位,在親屬法改革的過程中亦表露無疑。
女性主義理論以及積極實踐,應該怎樣看待上述的分析呢?有沒有可能有一個結合理論與實踐的論述呢?總而言之,親屬法的改革的確為女性開展了政治空間 (在法律領域、公共論述領域、婦女運動領域、性別政治領域),在這個政治空間中發展了對於女性之壓迫與反抗的認知。但是這樣的政治空間其實是依循著特定的自由主義脈絡發展的,並且在其中創造了一個女性的法律主體,依據敘事 (narrative) 的分析,在這樣的過程中,女性的生活從「受苦 (suffering)」被轉化成「受害 (victim)」,而受害的原因就是「權利的剝奪」,要改變這種情況就唯有「賦予權利」一途了。是以其所開展的政治空間就侷限於權利的爭取,更多女性受苦 (suffering) 的層面,常常無法在這樣的政治空間中被重視,甚至無法被清楚的認知。權利的剝奪與賦予,成為認知女性壓迫與解放的途徑,並忽略與阻止了其他女性抗爭 (resistance) 的發展可能性。
第六章 法律理性的力量與限制:相關司法解釋與判決
大法官會議關於憲法男女平等原則的解釋,向來被台灣婦運界以及法律界視為是「兩性平等」的重大進展,這不但明白標誌了兩性平等原則的具體實踐,促成了立法院的修法以及相關判決的實踐,也全面性的影響相關判決的內容。
但是在法律解釋與實務重大進展的背後,其影響力是否真如所預期的,能夠引起全面性的改變與革命?
我預計介紹與分析三則與親屬法相關的大法官會議解釋,包括父母親權之行使的爭議、夫妻財產制的演進、以及家庭暴力可否作為離婚的依據,除了說明過去法律規定的不公平所造成的困境,以及大法官會議解釋之後的進展之外,並進一步以另一種觀點,重新檢視這些解釋對女性的影響,亦即,將家庭紛爭帶入法律的場域時,女性要面對的是將其「受苦」轉換或翻譯成「權利」的過程。
我試圖深入分析法律的論述,檢視在不同案例類型中,這個轉換過程對女性的意義及影響。分析的角度為從當事人女性出發,企圖追溯當事人從三審判決的敗訴判決中,以及大法官會議的解釋中,其對於生活上各種議題的想望,如何被轉換成法律的語言。「權利」能夠幫我們說出一些生活中的正義,然而這樣的正義相對於女性整體生活來說,卻可能是片面的、零碎的、被任意切割的。想要以「權利」的語言,促成全面而完整的兩性平等的期許,或許是一個落空的期望。
第一節描述這四個案例的內容以及三審判決,直到大法官會議解釋的經過。發現這四個女性在司法體系的架構之下,都試圖以「權利」的語言爭取其所想要的: 梁女士與先生分開,卻被先生訴請交付子女,其在法庭上主張「平等的親權」;吳女士離婚後被丈夫訴請移轉在婚姻存續期間所購買的不動產房屋一棟,其在法庭上主張「平等的財產權」;李女士以家暴的理由,訴請離婚,其所爭取的是「離婚的權利」;陳女士被丈夫訴請履行同居義務,其在法庭上所主張的是「自我決定居住地的權利」。這四位女性在三審確定之後都得到敗訴的判決,然而經過婦女團體的介入與努力,除了李女士之外,其他三人所適用的法條都被宣告為違憲,並要求立法機關檢討修正。雖然最後都改變不了四位當事人的處境,但是這樣的努力可以視為女性主義法律策略的一環,試圖藉由訴訟 (litigation) 的過程,發展一個論述的空間,使女性的不公地位獲得強調,甚至可以產生進一步爭取權力 (claiming for power) 的效果。
第二節分析女性經驗在大法官會議解釋與憲法平等權架構上的呈現 (representation)。首先簡介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的機能與運作狀況,談到解嚴前後其取向的轉變,繼而提出一個批判法學的觀點 (critical legal approach),試圖藉由詮釋的社群 (interpretative community) 或政治法律的社群 (political-legal community) 的概念,說明在憲法平等體系之下的權利語言 (language of rights) ,其對於女性經驗的呈現,其實有一個轉換 (translation) 的過程,而這個轉換的過程是藉由客觀正義而理性的權利語言而合理化的。
第三節進一步分析這樣客觀正義而理性的權利語言,揭露其如何呈現以及隱藏女性多面的社會處境。簡言之,「親權」、「財產權」以及「離婚權」的概念,在法律體系運作的結果之下,雖可增加女性獲取其利益與想望的機會,卻往往與女性本身的正義觀不同,更容易忽略一些在既有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之下的不平等。分析的對象包括三個類型:第一個類型是關於女性親權與監護權。根據大法官會議第365號解釋之後,民法第1089條修改之後的相關判決,分析在新的法律架構之下,女性經驗如何被呈現。結果顯示,「子女最佳利益」的判斷有其「客觀」的標準,而這些標準常常忽略女性在社會上不平等的處境,因此常常因為丈夫比較有經濟地位或小孩通常都與男方家人共同相處,而在親權或監護權的爭取上,不利於女性。第二個類型是關於女性在婚姻中的財產權,分析的對象是當事人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的聲請書,其中對於相關議題有精采的論辯。在聲請書中對法律不公控訴的方式,乃是力呈女性家務勞動的價值應該與丈夫在外勞動等價,因此婚姻關係存續中女性所購買的財產,即便是由丈夫所賺的錢購買,在離婚後不應歸屬於丈夫。然而這樣的對女性經驗的理解,其實忽略了女性經驗中的沉默 (silence) 與欠缺特殊性 (speciality) 的表達方式,這也是為什麼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中,會質疑為何當事人會同時主張二者看似矛盾的論述:購買當時有贈與的意思以及之後丈夫承諾若不改變就將財產權歸女方的紙條。第三個類型是關於因為家暴以不堪同居之虐待為理由訴請離婚的案例。大法官支持判例的解釋,認為如果一時激忿的毆打是基於他方不當行為的過度反應,並不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案例當事人所聲明的毆打,只有兩次能夠在法庭上確證,而這兩次剛好都是其丈夫因為懷疑其外遇而引起的,因而離婚不成立。由此可以看出何謂「不堪同居的虐待」,在法律的理性語言之下而有許多「客觀的標準」,然而這些標準對女性經驗的呈現,其實是充滿限制的。
第七章 抽象兩性平等的確立:相關立法之討論
本章分析從1994到2002年,立法院會議紀錄中所有有關親屬法的討論。立論的重點在於,透過立法院機制的運作,兩性平等作為一種政治重要原則,已然確立,但是兩性平等作為解嚴之後,公民社會力量集結向國家爭取權力的特質,卻在這樣的過程中,被另外一種爭論所取代,那就是在論述上爭論女性特質到底是傳統型或者現代型,很多實質的議題,因而無法得到充分的呈現與討論。
第一節描述親屬法在立法院修正的狀況,其主要是以婦運團體所提出的「新晴版」修正草案為藍本,最後的修正結果大抵不出其範圍,婦運團體將修法以及遊說立院的工作當成是一種策略,隱含性別政治的意圖,就階段性的工作而言,可謂成功。
第二節進一步分析婦運團體將草擬法案與遊說當成一種策略,其所必須面對的政治架構與運作,也就是兩性平等原則是在立法院的權力運作場域中被爭辯與討論的,而「新晴」版修正草案的進入立院,即意味著公民社會意識的興起與集結,試圖進入國家體系,影響其決策。這時便會提到一種矛盾的狀況:後威權社會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國家減少對社會的干預,但是同時又藉由修法,要求國家增加對社會的統治。婦女運動的策略與努力,便是在這樣的矛盾狀況之下,在立法的過程中被邊緣化。
第三節分析立法院中委員會的討論,發現婦運突顯女性在社會上實質處境的意圖,在討論的過程中被轉化成一種「抽象」的兩性平等原則,許多情況會被劃分為與兩性平等原則不相關,或者就算屬於兩性平等原則的範疇,也會有其他的利益與其相抗衡。因此,兩性平等原則在立院的討論,常常會將女性當成一個抽象的實體,而女權的討論也常常會排除在具體的社會處境之外,最後變成爭辯女性到底是「傳統」或者是「現代」的抽象性類型,遠離女性具體、多樣而具有許多層次的生活。
簡言之,在這過程中所擴張的女性政治空間,固然確立了兩性平等原則作為重要政治原則的地位,但這樣的原則同時也被侷限在抽象性的權利以及女性作為一個總體,到底是「現代」或「傳統」的先驗式類型爭辯。更多女性具體的需求,更多關於平等實質意涵,更多社會結構處境的不平等,都無法在這樣的政治空間中呈現與發展。
第八章 女人的話: 對女性法律主體之檢討
前面幾章已經釐清,女性經驗的呈現,在運動論述的場域、司法論述的場域、以及立法討論的場域,恐怕都是片段而不全面的。在運動論述的場域,女性的「受苦(suffering)」常常以著「受害(victim)」的面貌出現;在司法論述的場域,女性對生活上的期望(wishes),卻必須在法庭上以權利(rights)的語言呈現出來;在立法討論的場域,女性具體生活的脈落,常常被簡化成抽象而形式的平等原則之判斷。
論者可謂,這些與法律相關的場域,往往受限於其基本架構以及目的運作的影響,因而導致對「女性經驗」做出某一層面的強調。
然而,或許「女性經驗」與「法律的思考模式」之間,本身就有著巨大的差距。本章即是要釐清這樣的疑點。
本章根據二十五個有效的深度訪談,企圖對所謂的「女性經驗」,整理出初步的認識;而以三種概念標誌法律的思考模式,分別為以「權利」「義務」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外在的強制力與客觀秩序(法律)作為解決紛爭的方式、以及將權利的賦予與權利的意識普及,當成是婦女解放或人類進程的重要階段。
女性對其生活的理解,是否與法律論述相同?女性是否認同法律或法律背後的想法作為解決其生活上紛爭的依據或藍圖?女性是否將法律改革當成是一種對其社會處境的抗爭,她們日常生活的抗爭具有何特色,能夠在法律改革的過程中彰顯出來並加以發展嗎?
或許,法律的思考模式,在意的是誰有「權利」的問題,而一般對家庭生活的理解,感覺與情緒甚至生命觀卻佔有絕對重要的位置。或許,家庭紛爭的解決,「權利」思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一般人是否會把「平等」、「壓迫」以及「權利」當成解決紛爭的來源,是值得加以懷疑的。或許,婦女運動把法律改革當成是解放政治中重要的一環,一般人卻不一定認同,面對父權體制,她們也許透過其他方式,從事抵抗與協商。
這樣的研究設計並無法全面性的反應所要探討的問題,因此本章只是拋磚引玉地點出女性主義政治與法律關聯性中許多重要的議題,希望藉由訪談資料,發展出初步分析女性在法律改革中所面臨處境的基本議題,除了進一步確認本文的基本理論想像假設之外,更希望發展出以女性為主體的分析架構,從基層 (grassroots) 理論的角度,嘗試理解女性主義政治中的重要議題:女性經驗、女性在地的抵抗 (resistance)、以及女性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並且將這樣的理解放在台灣後解嚴時代政治社會的脈絡中觀察,以便進一步認清台灣女性在其生活場域中,所有可能改變其社會關係 (social relations) 與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 的要素,以及集體改變的發展可能性。
第九章 結語: 女性主義法律的理論化與實踐
本章總結本文對女性主義法律的理論化與實踐策略的企圖,透過對一些概念的描述,建構一個性別化的取向 (gendering approach) ,提供理論與實踐的架構。第一個是女性主義策略之下女性政治空間的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pace for women through feminist legal strategies),尤其著重在女性議題的拓展以及女性政治力量的集結上;第二個是法律論述中女性主體的建構 (the construction of ‘Woman’ of legal discourse),其對女性社會關係與自我認同所具有的意義;第三個是國家作為一種非對稱且斷裂的場域 (state as an uneven and fractured terrain),與後解嚴時代國家社會變遷關係之轉變的關聯性,以及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相應的思考方向與策略;第四個是有限的法律場域 (a limited legal terrain),認識到法律作為理性、客觀與抽象中立的語言,對於改善女性生活與進展女性主義政治的限制;第五個是性別化取向 (gendering approach) 的內容,也就是說,每一個法律論述所建構的女性法律主體,都可以說是女性主義策略下對女性政治空間的擴展,但是同時也是將女性經驗轉換成抽象法律語言的過程,這期間在不同的場域針對其特性有不同的建構 (運動、立法、司法) ,也可以有不同的策略,因為每一個建構就是一個性別化的建構,是一個對於女性社會關係與自我認同的建構,如果把這樣一個霸權式的建構,當成是一個暫時的、策略性的且非本質性的實踐,當成是一個挑戰性別結構的一種嘗試力量,與更廣大的政治抗爭 (broader political struggle) 相結合起來看,那麼就可以把其中負面的層次,轉化成下一個建構策略的要素,因而更加趨向於性別社會結構的改變與女性主義政治的進展。而這也是本文第二章所發展的法律之建構、實踐與力量的理論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