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跨學科、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透過歷史觀點的檢視與美國和臺灣之間的比較分析,探討家庭作為一個形塑性別角色與關係的場域,與性別不平等的關係,以及在此關係中法律所扮演的角色。此論文不只分析歷史,也議論當代;所討論的,是現在的歷史縱深(the past of the present)以及歷史的當代意義(the present of the past)。它以臺灣為主要的分析場域,但同時亦透過與美國法律史發展的比較,凸顯二者的異同,檢討「理論的在地性」(the locality of theory),並試圖發展「在地的理論性」(theorizing locality)

一、 導論要理解家庭如何做為一種性別規制的場域,首先要從「家庭意識型態」(the family ideology)或者是美國法學者Joan Williams 所說的「私領域意識型態」(the ideology of domesticity)談起。這裡所指的是,建構、並且「自然化」某種家庭制度的一種意識型態,它將某種特定的家庭關係,包括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位置關係、家戶配置與性別分工,建構為一種理所當然的、「自然而然」的家庭制度。並且,「家庭」作為所謂的私領域,被與工作、政治等公領域區分開來,這樣的區分本身就是一種性別分工的劃分(男主外、女主內);而在私領域中的性別角色,同時也影響了所謂公領域中的性別角色規制。在這樣的意義下,家庭意識型態並不必然與具體存在的各種家庭型態互相吻合,因為它所描述的只是一種主流的、並且被規範化的家庭型態。各種性別角色:女兒、妻子、媳婦、母親等等,以及其背後的性別分工,就透過家庭意識型態的運作而形成。而法律與家庭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又為何?法律往往反映、強化了主流家庭意識型態下的家庭關係,將之制度化、賦予法律的強制力後盾,但有時也會改變、挑戰主流家庭意識型態的安排。因此,家庭是一個性別權力關係的場域,它是性別不平等的主要來源之一,但也蘊含了追求平等的可能性。家庭意識型態在不同的歷史社會時空中以不同的型態出現,其與法律之間互相形塑、既結盟又互相對抗的關係也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家庭意識型態在台灣的具體展現,就是大家庭、以及晚近的修正性核心家庭,而法律就在這些家庭型態的形塑與轉型之中扮演促生、協力、修正、對抗的角色,特別是透過所謂性別角色的規制(gender status regulation):經由種種法律的規訓,來規範化特定性別角色的扮演;同時,也可能透過法律的改革性力量,來顛覆、翻轉歧視性的性別角色。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性別特定的法律規範漸漸走向中立化這樣的改變。這個轉變通常被理解為一種現代化的進程,其中包含了婦運追求性別平等的努力與期許。本研究是對這種歷史發展的批判性檢視: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下,臺灣的法律規制與家庭意識型態的關係為何?其形成或改變了何種性別關係?而臺灣做為一個繼受近代西方法的國家,近代西方法的轉譯式引進對於性別關係的法律規制,產生何種影響?此外,解嚴之後開始興盛蓬勃的婦運法律改革運動,如何挑戰不平等的法律體制?而西方女性主義法學理論與實踐,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有效解釋臺灣的狀況、並用以作為改革的參照,又在何種程度上受限於其理論形成的歷史社會文化時空脈絡,無法說明台灣在地的特定情境?具體的研究策略,是以有關性別角色的法律規制為中心,歷史性地分析環繞著這幾個角色的歧視/不平等關係,以及實踐平等的可能性。女兒、妻子/媳婦與母親這幾個重疊交錯的性別角色,表現了女人在家庭意識型態之下的典型生命歷程,而對於這幾個性別角色的規制,不僅是理解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關鍵,同時對於分析在「公」「私」領域的建構性區分下、工作場域中的性別歧視,也是相當重要的。此外,亦透過與美國法律發展史的比較觀察來探討台、美的異同,並在此基礎上探索如何從臺灣觀點來運用、檢討美國女性主義法學理論。而在研究方法上,則採用法律社會史的研究取徑,在對法規範架構予以分析的同時,也運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的素材與研究文獻,檢視法律與社會的關係。首先,我考察了憲法上性別平等原則的形成及其發展,以及法律規制下典型家庭型態與親屬關係的變遷。其次,分就「女兒」、「妻子/媳婦」、「母親」三個性別角色,討論相關的法律規制如何形塑其地位,特別是其在自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來的近代西方法化、以及近年來婦運法律改革的改造之下的轉化。最後,則綜合性地檢討法律體系中性化對於促進性別平等的貢獻與侷限,並評估西方法學以及女性主義法學理論在臺灣個案的可運用性。

二、 憲法上性別平等原則的形成與發展:從「形同具文」到「行動綱領」在本章中,我討論了現行憲法上性別平等原則的歷史性成因及其發展,特別是女性在社會上的現實處境、以及婦運團體的釋憲運動對於此原則發展的影響。在美國,性別平等的保障並非由明文憲法加以規定,而是由一系列的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以及民權修正案所形成。在台灣,「性別平等」則是由憲法所明文保障的基本原則,其始自於1945年之後施行於臺灣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這部早在國民黨統治臺灣之前就已制訂的基本法,何以會在其平等原則當中納入性別的考量呢?透過立憲史的考察,可以發現這是近代中國試圖藉由繼受西方法以圖自強、以及中國婦運爭取女權的共同結果。這個首度出現的憲法上性別平等的保障,由於近代中國的紛亂不穩定,並沒有被具體落實,而其對於性別平等的界定,則似乎主要是指「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形式平等」,並兼配合對女工與母性的「特別保障」這種保護主義式的平等。訓政時期約法中的性別平等原則為19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大致上承受、並加以改造。雖然當時臺灣選舉了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代表臺灣人民參與憲法草案的最後審查並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但這僅是在立憲最後關頭的「橡皮圖章式」參與。在這部施行迄今的憲法中,明文保障國民「不分性別」一律平等(形式平等),兼採對於女工與母性的「特別保護」(保護主義式的平等),並且在中國婦運的爭取之下,針對女性參政權規定了具有實質平等意涵的「特別保障名額」。然而,由於臨時條款凍結了部分憲法部分條文、再加上戰後臺灣長期的政治高壓統治,憲法上的性別平等原則形同空洞的具文,直到解嚴之後才在一系列大法官會議的釋憲解釋下被具體化,並且被用以作為立法、修法的指導原則。此外,在婦運團體的努力下,憲法增修條款之中也加入了對於性別平等實質保障的規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系列對於憲法上性別平等的大法官會議解釋,乃是經由婦運團體的釋憲運動、搭配女性聲請人所促成;而美國憲法上的性別平等原則,雖然同樣也由婦運改革者的推力所促成,但大多是男性聲請人所提起的。這兩種不甚相同的模式,卻有殊途同歸的情況,那就是發展出以「性別中立」為主要內涵、輔以「必要時考量性別差異」的平等原則。換言之,憲法上性別平等的定義,通常是指「不分性別的相同待遇」;而在例外考量所謂基於生理或社會所生的差異時,則往往容易以「因應性別差異」之名、否定不平等現實的存在。不過,從解嚴後的憲法變遷中,也可以觀察到實質性別平等的逐漸抬頭,主要表現在憲法增修條文對於國家必須積極消除歧視、促進性別平等的要求,以及在部分修法改革之中對於實質平等的提倡。以下的討論將分析並檢討台灣法律規制家庭與性別關係的發展歷程中,形式平等概念的關鍵性影響。

三、 法律規制下家庭結構與親屬關係的變遷:朝向中性核心家庭的轉化家庭結構與親屬關係是具有在地特定性的概念與現象,同時,法律規範也會「典型化」某種特定的家庭型態。本章分析臺灣在法律上的典型家庭型態,如何由以男性家父長為中心的大家庭、以及以父系為中心的親屬結構,邁向以夫妻為中心的修正型核心家庭、以及不分父系母系的中性親屬結構,並同時檢討這樣的轉化對社會上實際運行的家庭結構、親屬關係的影響。首先討論家庭結構的歷史性變遷。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法律改革,初步削弱了家父長的權威,開啟了邁向中性核心家庭的轉變。在戰後所實施的中華民國民法中,原則上以個人取代家庭作為法律主體,侷限了家庭的範疇,以「夫妻及其子女」為主要家庭成員,但同時也保留了一些傳統大家庭的元素,比如有關祖父母、最近尊親屬的相關規定,以歐陸式的「親屬會議」來「更新」傳統上「公親」的角色。此外,雖然保留了「家長」的制度,但加以中性化、並且大幅限縮其權限。結果是以丈夫為中心的修正型核心家庭,取代了傳統的以家父長為中心的大家庭。「夫優於妻」、「父先於母」的設計,直到近年來才在婦運法律改革運動的努力下有所改變,也使得家庭結構進一步中性化。其次分析法律對親屬結構的規範,以及其無能改變女性被當成外人(women as outsiders)的社會傳統現實。女人在親屬結構中的位置,往往象徵並反映了性別不平等的配置。在美國女性主義法學中,由於父系、母系的區分並不明顯,因此較少著墨有關親屬結構的分析;但在台灣,父系中心的親屬結構則成為法律中性化的改革焦點。傳統上以父系為中心的「宗親」、「外親」、妻親」的法定親屬結構,被日本殖民統治下所引進的近代西方式法律近乎全面性地取消了,以中性的設計取代之,雖然僅是在法律上形式性的改變。法律上中性的親屬結構為戰後的中華民國法制所延續,父系與母系、夫方與妻方之間的差異,僅表現在少數如禁婚親、姻親關係的解消等規定中,而這些規定也已經被廢除。然而,我們可以從各種親屬關係的社會實踐中發現,法律中性化的改變,對於社會的影響非常有限。此外,親屬結構也必須由姓氏的規定加以觀察。美國是一個傳統上從父姓與夫姓的社會,而雖然一九七零年代的婦運開始對姓氏的問題加以檢討並改革,但成果非常有限;有關姓氏的議題,引起的關注也不多。相反地,子女姓氏則是臺灣社會中非常重要的議題,也受到婦運界非常大的關注。臺灣從父姓與冠夫姓的傳統法制與社會慣習,直到戰後民法仍加以延續,只是予以有限度的改革,除了將冠夫姓變成一種「選擇」之外,還將「嫁娶婚」與「招贅婚」制度中有關姓氏的規定相互顛倒,以為讓招贅婚的子女原則上從母姓、嫁娶婚的子女原則上從父姓,如此就可符合性別平等的要求。但是,從社會現實以及實質性別平等的理念來觀察,可以發現這樣的設計一方面無力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現狀、另方面也有違實質平等的理念。

四、 女兒難為:孝道與平等之間的兩難在此要討論的是基於「女兒」的性別位置而產生的歧視與不平等。美國女性主義法學往往關注「夫妻」、「父母子女」這兩組議題,但臺灣的在地脈絡則提醒了以女兒作為一種分析範疇的必要性。傳統上,女兒作為「家裡的外人」,被當成是暫時的家庭成員、無法承擔傳宗接代的任務、無法「防老」,更在家父長權威之下被當成交換/交易的客體。對於女兒的歧視在法律上的表現,主要是透過「排除」(exclusion)的方式:女兒無法繼承、原則上不需盡孝道。在台灣法律近代化的過程中,將「子女」去性別化(de-gender children),試圖透過將女兒納入子孫的範疇中,讓女兒們無分已婚與未婚之別,與兒子受相同的規範,享受相同的權利(繼承、被撫養、不可被買賣)、同時也要盡相同的義務(盡孝道、撫養之責),來達成現代性、性別平等的要求。換言之,是以「納入」(inclusion)的策略,來改寫傳統下「孝道」的意義與父母子女關係。這樣的歷程與美國法律的發展有著既異且同的關係。美國有關孝道的法律規制主要是在社會福利法的範疇,而且父母主要的照顧者是女兒。此外,其個人財產的傳統也與臺灣的家產傳統有很大的差異,不過「從男性繼承到形式上的平等繼承」這樣的轉變則是類似的。從扶養、繼承、以及交易/交換女兒這三個面向來觀察,可以發現在台灣以「納入」方式的改革原則上是失敗的。雖然,賦予女兒扶養父母之責,似乎具有重新連接、加強女兒(特別是出嫁的女兒)與父母之間脆弱關係的積極性意義。但是性別中立的「扶養」定義,以經濟作為主要的考量,忽略了照顧工作在扶養上的重要性,以及在工作市場(負責經濟生產)與家庭(負責照顧)之間的性別分工下,實際從事照顧工作、跟良好經濟能力之間的互相衝突。特別是,兒子扶養父母、但實際上是由媳婦來照顧,以及出嫁的女兒若要扶養父母、便需面臨雙邊照顧的兩難這樣的社會現實。其背後的假設,是扶養者乃是經濟的供給者,他或者付錢購買照顧的勞動力(傭人、安養院),或者提供免費的照顧者(妻子/媳婦)。於是乎我們看到,兒子仍舊承擔主要的奉養之責/權,而以媳婦作為主要的實際執行者。女兒,還是不被當作可依靠的家庭成員,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削減了她主張平等繼承的能量。傳統上以「房」為繼承單位、以「家產」跟「宗祧」為繼承對象的傳統漢人繼承法,在戰後的中華民國民法中被根本性地改造,將繼承限縮於財產範疇,並且以中性的「個人」作為繼承與被繼承的主體,賦予子女同等的繼承權,以為如此當可在課予女兒扶養之責的同時、也賦予相對應的繼承權。為了落實這樣的改變,並且設計了三種配套措施:重組親屬關係(不區分父系、母系)、不將祭祀繼承列入法律上的繼承中(認為宗祧繼承將隨社會進步而自然消失),以及特留分的規定(避免父母藉由遺囑分配遺產而讓女兒無法繼承)。然而,生前贈與以及拋棄繼承權的約定,成為眾多女兒實際上無法繼承的「法律根據」,而被置之不管的祭祀實踐,則繼續複製父系繼承的傳統。此外,在對於父母權力的限制上,交換/交易女兒的實踐也只被有限度地改變以及修補。透過對於養女/媳婦仔的歷史性分析,可以發現近代將婚姻與收養嚴格區分的民事法律制度、以及禁止人身買賣的刑事法律制度,並未能有效地理解並改革養女/童養媳做為一種以交換/交易女兒來維繫父系家庭的制度。單一父母子女關係的法律預設,也無法正面肯認在養女/媳婦仔多元的生命經驗中與數個家庭的父母之間實際建立的親屬關係。此外,買賣女兒作為娼妓制度的一部份,也只被近代刑法及相關法律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改善。

五、 賢妻/媳:性與經濟方面的從屬性,以及離婚的後果在此要討論的是以妻子的性別位置為基礎的性別歧視。對於夫妻關係的檢視,固然是美國女性主義法學的重點議題,但是在台灣的脈絡之下,我們必須關照在大家庭、或者修正型核心家庭結構之下妻子的重疊身份:媳婦。我分由兩個交互疊置的面向來分析對於「貞潔」和「賢淑」的妻子/媳婦這樣性別角色的法律規制:性方面以及經濟方面的從屬性,並且討論離婚的法律規制如何延續了婚姻關係中的性別從屬。此外,我也分析晚近的法律改革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並挑戰了這些類型的從屬性。妻子/媳婦在性方面的從屬性,表現於對於婚姻中、與非婚姻關係中性行為的規制,以及家庭暴力。傳統上,由於丈夫以及家父長對於妻子/媳婦享有主宰權,因此並不存在有婚姻關係中丈夫對妻子的性侵害這樣的概念,而家父長對於媳婦的性侵害,也很容易為法律所寬容。直到晚近,婚姻強暴才被肯認為一種違法的性侵害,這一點與美國法律史相當類似。至於對於非婚姻關係的性(也就是「姦」)的規制,也與美國法的發展雷同,由單方面要求女性保持貞操,轉變為不分性別、對於夫妻雙方同等的婚姻性契約的保障。換言之,性別中立的貞操義務取代了單方面、性別特定的貞操義務,並且透過所謂「寬宥」「同意」的例外、告訴乃論、得撤回告訴但其效力僅及於通姦配偶而不及於第三人等規定,形式上將夫妻關係建構為法律上原則不干涉的「私」領域、交由雙方合意約定,而由國家強制力提供「違約懲處」。但是實際上,「抓姦」卻往往成為「女人的戰爭」、對於「危險的第三者女人」的懲罰。因此,通姦的法律表面上是中立地保障異性戀婚姻中相互的忠貞,實質則在訓誡與已婚男人發生性關係的女人,並且將不處於婚姻關係中的女人建構為危險的誘惑,更進一步強制異性戀婚姻的必要性。此外,就家庭暴力而言,在傳統的大家庭、與近代修正性核心家庭意識型態下,家庭暴力不僅表現在夫對妻、父母子女之間的暴力,同時也包括公婆媳婦之間的關係。這樣的暴力通常被私領域的金鐘罩所保護。從臺灣離婚法上對於不堪同居之虐待的態度,可以觀察到家庭暴力如何被以「不守婦道」合理化,以及暴力如何被從加害者的角度(施暴動機)來定義。在家暴法於1999年施行之前,刑事法、民事法與訴訟法所提供的消極的、性別中立的保障與懲罰,都未積極地對抗家庭性別暴力。家暴法的施行是對抗性別暴力的重要里程碑,雖然仍有許多缺陷不足,但我們從這幾年的施行成果可以看到,絕大多數的施暴者是男性、而絕大多數的被害者是女性這樣性別權力配置的現實(以及其反抗)。以「妻子/媳婦」的性別位置所進行的歧視的也表現在其經濟上的從屬,包括家庭中的性別分工(同時也決定了資源分配),以及基於這樣的性別分工而形成/加強的工作場所的性別歧視。這兩種型態的經濟從屬性是相互影響的:一方面,妻子/媳婦在家庭中的經濟劣勢以及「持家之責」讓她被排除於工作場所之外、或者是被視為較差的勞動力;另方面,工作場所中性別歧視所造成妻子的經濟弱勢,又反過來加強了她在家庭中的不利位置。「家庭」與「工作」難以兼顧的難題,就是很好的例子。就家庭中經濟上的依賴性而言,女人在家庭之中被當成是「被保護」的對象,丈夫、或者家父長承擔了養家活口的責任。如此性別分工的預設,當然忽略了洗衣煮飯育兒等家務勞動的生產性跟再生產性。課予丈夫跟家長扶養妻子/媳婦的責任,表面上是一種保護,實際上則更加確認了那樣的性別分工、並且正當化妻子服侍丈夫、媳婦服侍公婆的角色規訓(必須克盡妻/媳之責)。即便是在法律近代西方法化的過程中,以不分性別的、獨立自主的個人作為法律上主體,將單方面的扶養義務改造為雙方互負的義務,我們也必須留意,在2002年修法之前的夫妻財產制規定下,妻子在經濟上的弱勢會迫使她必須依賴丈夫的扶養。就家庭中財產(家產、或者夫妻財產)的分配上,不僅反映了妻子/媳婦被認為是從事無償的、無經濟價值的家務勞動、照顧工作這樣的預設(沒有貢獻,就沒有所得),同時也展現了丈夫或者家父長對於家庭經濟的主導權。這樣的模式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開始實施的夫妻財產制,延續到戰後的中華民國民法,在1985年有了初步平等化的改變,而直到2002年民法親屬編的修正,才達成革命性的里程碑:「自由處分金」的設計,試圖賦予家務勞動經濟價值;夫妻財產制的全盤性翻修,不再將婚姻視為二合一的不平等結合(union)(在其中,她的就是他的、而他的還是他的),而是一種對等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雖然,性別分工是否被根本地顛覆,還值得進一步的質疑。在「公」「私」領域的性別化區分下,具有生產性的勞動被分配到公領域、而「無生產性」的家務勞動/照顧工作則分配到私領域。公領域的理想勞動者預設,是有養家之責、但無持家義務的已婚男性;私領域的照顧者則被預設為專職的家庭主婦。其結果就是工作場域/勞動市場中,以契約自由之名為由所進行的各種對於妻子/媳婦的性別歧視,表現為單身、禁孕條款、薪資結構、職業隔離分化等形式。勞基法、就業服務法等勞動法的制訂修正,提供了初步的改變,而在婦運法律改革努力下所催生的兩性工作平等法,則更進一步試圖將工作場所打造為對女性友善的環境、改寫理想勞動者的預設,雖然成效有限。此外,必須特別一提的是,以公領域的工作場域當作主要規範對象的勞動法,在處理「工作」與「家庭」之間界線模糊的情況上的侷限性,比如僱傭的家務工作、在所謂「隱形工廠」中「家庭主婦化」的勞動工作(家庭工廠)、或者無僱傭身份的「頭家娘」。最後,就離婚法的規制而言,則可以發現在臺灣和美國的傳統離婚法中,有關離婚的種種限制規定,往往表現了對於理想妻子行為的訓誡、以及對於背離理想妻子行為的懲戒。符合理想行為規範的妻子,可以受到婚姻的保障;而偏離此理想行為模式的,則可能遭受到離婚的懲罰。這兩個國家的離婚法都朝向自由化與契約化邁進,而二者之間的差異則主要在於:臺灣離婚法發展,除了擴充妻子的離婚自由之外,還包括取消了家父長以及丈夫「出妻/媳」的權力。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開啟的離婚法改革,雖然形式上逐漸將離婚的要件中性化,但是從實質上來觀察,則會發現形式上中性的要件(比如「不堪同居之虐待」的定義)其實隱含了性別的意涵。此外,離婚的法律與社會效果則說明了女性在離婚後的不利處境。首先,在1998年修法之前對於女性禁婚期間的限制,以避免混亂子女血統為名而使得女性的婚姻自由受到不當的限制,而1996年修法之前父權優先的監護權分配更使得離婚的母親往往必須面臨與子女分離的困境,這一點與美國在實施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之前、長期以來由母親取得子女監護權有很大的不同。其次,在經濟上,由於2002年修法之前性別歧視的夫妻財產制、加上技巧性的法律技術操弄,使得離婚的婦女不僅可能喪失自己原有的財產、甚至可能背負前夫的債務。而美國在大規模實施無過失離婚制度之後,由於欠缺改善女性弱勢經濟位置的配套措施,竟然造成離婚婦女(特別是單親媽媽)經濟處境更為艱困的局面,獲得子女監護權的離婚母親更常因為無法獲得前夫的子女扶養給付而陷入困境,這樣的後果不僅是改革者當初所始料未及,更值得我們的省思。

六、 良母:父權陰影下的母職建構本章分析兩性生理差異的社會建構性與本質性最為關鍵的議題之一:母職(motherhood)。不論臺灣或美國,母職往往被視為女人的天職,但是在這個被認為上天獨厚女人的領域中,卻充斥了各種對她的歧視或者不平等的規範。我分由「是否要當母親」以及「母親的地位」這兩方面的法律規制與社會實踐,來討論、批判有關母職的性別歧視。首先,「是否當母親」經常被認為是一種「選擇」,但是這樣的理解乃是一種近代的產物。以墮胎權為主的生育自主權,在美國是透過一系列以隱私權保障為主的判決所形成,而在台灣則是在國家人口控制政策之下為法律有限度地允許,不僅必須基於醫療、健康的理由,同時對於已婚女性還附加了配偶同意條款。不過,在實踐上,這些限制並沒有被嚴格執行,墮胎是相當自由的,這或者可歸因於人口控制的考量。而美國的例子則顯然相反,雖然形式上法律對於墮胎權的限制很少,但實際上要行使墮胎權卻有種種的窒礙。臺灣婦運參酌美國的立法,希望開放對於生育自主權的限制,但是美國的經驗也提醒我們,以「解除限制」作為對抗性別不平等的方法,容易忽略了女人在不平等的情境與條件下「做選擇」的現實。特別是在台灣「生男不生女」的文化下,濫用墮胎權以避免生下女嬰的情況,更值得進一步的省思。此外,從性別篩選以及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的應用與管制,也可以看到,雖然生殖科技可以有進步性的意涵,但是我們對於性別篩選科技被用來達成生男不生女的目的、應用人工協助生殖來強迫母職等現象,也不能視而不見。其次,對於已經成為母親的女性,「母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呢?在工作場域,禁孕條款以及其他種種對母親不友善的環境,共同構成了職場上的母職歧視。經過多年來婦運團體的努力,促成就業服務法、勞基法的修訂,以及兩性工作平等法的通過施行,這種對於為人母者不利的工作環境,正在逐漸改善中。而在家庭關係中,則可以觀察到父職相對於母職的優越性。這表現在將國籍與族群身份「傳承」給子女的能力,以及父母權利義務的分配上。直到2000年的國籍法修正、以及2001年的原住民身分法之前,國籍與族群身份都是以父系為優先;換言之,原則上由父親享有定義國家與族群成員界線的權力/權利。雖然,「非婚生子女」的情況下採用母系,但我們必須留意父親認領的效果:在父親缺席的情況之下,母親才有權定義自己的國家/族群的成員界線。此外,父職的優越性也在父母權利義務的分配上得到證明,這包括從父姓的原則、以及1996年民法修正前的父權優先條款。即便是在廢除了父權優先條款、將父母權利義務「中立化」之後,正如美國經驗所提醒我們的,在中立的名詞「子女利益」背後,可能隱含了不同的性別預設。

七、 結論在最後的總結中,我綜合地討論了臺灣法律邁向中性化的轉變。透過臺灣法的近代西方法化,傳統上以家父長為優先的、夫優於妻、父優於母、子優於女的大家庭結構,在法律上被大致上改寫為不分性別的,夫妻對等、父母對等、子女對等的修正型核心家庭結構。換言之,這是一個去性別化的過程,希望透過取消種種的差別待遇、賦予男女相同的待遇,來達成性別平等。然而,我們也可以從社會現實的觀察中發現,法律上的平等與現實上的平等之間有非常大的距離。形式上的性別平等並不足以說明、或改變家庭意識型態下的性別不平等:差別待遇只是歧視的各種表現型態當中的一種(雖然是非常主要的),而中立性的法律也只是促成平等的可能性之一,並且也是特定西方社會經驗的產物。所謂「中性」的概念必須被進一步質疑,它不足以書寫現實的性別經驗,也無法根本地撼動性別歧視的結構。它甚至可能造成性別平等的反挫,以及一種弔詭的局面:在中立性的前提之下,不可談論性別;也就是說,要改變性別不平等,必須假裝性別不平等的現實不存在,可能嗎?如果說不平等的內涵包含了群體的劣勢位置,以及權力的配置關係,那麼要改變性別不平等,就必須正視性別、面對權力。此外,我檢討了臺灣近代西方法化對於實踐性別平等的貢獻與侷限。台灣所繼受的近代西方法是型態分歧的,其中有一些法律包含了性別歧視(比如從歐陸所繼受的夫妻財產法制),也有一些法律表現了形式上的性別平等(比如親屬關係),還有一些法律採用實質上性別平等的原則(比如兩性工作平等法、家暴法),而最後這種類型的法律才最能夠具體地實踐性別平等、反應女性經驗。同時,我們也必須留意,近代西方法以及女性主義法學理論,有其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不一定能夠被用來解釋、或者改變臺灣的具體情況。最後,則對臺灣婦運的法律改革加以反省,提議在比較法的批判性運用之外,更應加強對於在地脈絡的理解,並且進一步發展理論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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